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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
发布日期:2009-08-05 浏览人数:4415
    “气质”本是指人的生理、心理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,古人也以气质犹言文人的风骨,诗画的清峻慷慨风格。我言明式家具的气质,乃是透过她的技术表层,揭示她的内涵气韵,或言灵魂.这是明式家具之所以居于世界艺术宝库的力量所在。
当我们浏览于祖国瑰宝----明式家具的珍库之中,在一件件传世之作的面前,望着那简洁的造型,挺拔的线条,秀丽素雅的身躯和散发着木材纹理自然纯美的明式家具珍品时,赞叹油然而生,仿佛一缕浮动的暗香令人神往,一股诱人的魅力令你留连.那简洁中蕴含着端庄和典雅;那挺拔中浸透着清丽与隽秀,一股力量紧紧吸引着你,这力量便是她那隽永深邃的内涵、气韵-----文人气质。
   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,乃是明式家具的灵魂,是明式家具之所以被称为”明式”,之所以被中外专家倾心、研究,成为独立学科之根本所在。
    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,确有着她独特的社会背景、地域条件,以及一大群文人参与的结果.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否定工匠的智慧,明式家具的成就离不开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艺,明式家具的成就是文人智慧和工匠技艺的结合产物是勿庸置疑的.但是我们今天研究明式家具的审美价值时,就不能否定其主导因素不是技艺,而是她的风格内涵,内在气韵,或言气质。
   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,其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方面.就社会环境说,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元末蒙汉地主武装的混战,于1368年建立了统一的政权.以后,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.农业上实行垦荒、屯田、恢复农业生产.明初释放了元朝手工业奴隶为良民,使他们独立经营,对手工业工匠实行住坐(从民间征集工匠来京为皇家生产,每月服役十天)和轮班(各地工匠每三年来京服役三个月)制,工匠有了一点个人的营业自由。这对当时的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城市经济的繁荣,海外贸易的发展(举世闻名的郑和七下西洋)带动了大批中国人远涉重洋到南洋各地去谋生。他们把中国的丝织品、瓷器、铁器等带到南洋,换来了当地的谷米、药材和木材等等。这些南洋木材对于明式家具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明中叶以后,手工业、商业极为发达,原有城市更加繁荣,新的城市正勃勃兴起,除皇亲贵戚外,城市里的富商巨贾们也争相修建私宅和园林。可想而知,家具业也必应运而起随之兴旺起来。这政治上的稳定和工商业、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,乃为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。
    明代在文化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,为了加强统治,明初建立了一套新的学校和科举制度。京师设国子监,地方设府、县学。读书人通过层层考试,由秀才、举人、贡士,直到殿试及格者称进士,至此便可被任命为正式官吏。新的科举制度推动了大批文人热衷“四书”“五经”,争当天子门生以施展才华,所以明代出现了大批文化名人,尤以苏州最为集中,什么“吴中四杰”、“吴中四子”“明四家”等等,江南的南京、苏州等地已成为明代经济、文化之中心了。
    我们从现在流传的明代文人书札、文集和诗书、绘画中还可以看出,明代文人热衷于家具的研究和亲自参与家具设计者大有人在,这是历史所不及的。他们对家具的行制、尺寸、材料、工艺、装饰以及家具的审美标准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,更有明代文人、画家自行设计家具并绘留后世者。明代文人撰写家具方面的论著,其人之多,涉猎问题之广,也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拟的。这便是明式家具风格形成的文化因素,也是明式家具文人气质的由来。
    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,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:
    一、 文人审美情趣对家具的影响作用
明代众多的文学家、戏曲家、诗人、画家、收藏家、鉴赏家等等文化人,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,如:曹明仲著有《格古要论》,文震亨著有《长物志》,高濂著有《遵生八笺》,屠隆著有《考盘余事》和《游具雅编》,谷应泰著有《博物要览》,王昕、王思义著有《三才图绘》,戈汕著有《蝶几图》等等。以上这些有关家具的论著,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,他们与《鲁斑经》的立足点迥然不同。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。强调“雅”,宣扬和提倡家具的“古雅风”。具体讲,就是“古朴”和“精丽”两个主要标准。
  “古朴”就是崇尚远古先人的质朴之风,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美。如《长物志》论及方桌时说:“须取极方大古朴,列坐可十数人,以供展玩书画。”在论及榻时又说:“古人制几榻,虽长短广狭不齐,置之斋室,必古雅可爱。……今人制作,徒取雕绘文饰,以悦俗眼,而古制荡然,令人慨叹实深。”
    在家具用材方面,提倡木材纹理的自然美者也屡见不鲜。如《格古要论》说:“紫檀,性坚,有蟹爪纹……。”“花梨木……亦有花纹,成山水人物鸟兽者……..。” 《博物要览》中有“香楠木,微紫而清香纹美,金丝者出山峒中,木纹有金丝,向明视之的烁可爱,楠木之至美者,向阳或结成人物山水之纹。”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,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,对家具的审美要求是“古朴”、“古雅”、“奇古”、“古制”等等,这是文人追求古人典雅风范的典型表现。这一审美观点,从明式家具珍品中亦可得到一一印证。我们看现存的明式家具珍品,不论是桌案椅凳,还是箱橱床榻,都突出地表现为造型简练,不为装饰而装饰,充分显示出木材本身自然美的质朴特点。这些特点的形成,是与文人提倡“古朴”、  “古雅”的审美观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也可以说,明式家具的简练质朴风格是浸润着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的。
   “精丽”就是家具作工的精良和体态的秀丽,这一点在明代文人论著中也处处可见。《长物志》说:“屏风之制最古,以大理石镶下座,精细者为贵。”“床,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,次则内府所制独眠床,又次则小木出高手匠作者亦可用……还有以柏木琢细如竹者,甚精,宜闺阁及小斋中。”“宫中有绣墩,形如小鼓,四角垂流苏者,亦精雅可用。”这些“精丽”与“精雅”的要求,我们从明式家具挺拔的细条与秀丽的体态,以及她那无一显露斧斤之拙的严密卯榫结构中,都能明显看到。这“精丽”之中,包含了明代家具工匠的精湛技艺与文人审美情趣的紧密结合。当我们细细体味那一件件文人与工匠浑成的珍品时,明显嗅到那阵阵潇洒清秀的书卷气。文人的审美情趣作用于明式家具是不乏其例的。
    二、  文人的所好所用对家具的影响作用
大批的文人论著告诉我们,文人的所好与所用,推动着家具的品种与形制等方面的发展。这些文人出于他们的特殊爱好和特殊的功能要求,设计与倡导了众多的新巧家具,丰富了家具的品种和形制。如:
   “以置尊彝之属”的台几。(《长物志》)
   “书室中香几”。(《遵生八笺》)
   “置熏炉、香合、书卷”的靠几。(《遵生八笺》)
   “如画上者”、“入清斋”的藤墩。(《遵生八笺》)
   “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”的叠桌。(《游具雅编》)
在论及橱时,《长物志》说:“藏书橱须可容万卷,愈阔愈古。”“小橱……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。”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,《长物志》说到几榻“坐卧依凭,无不便适,燕衔之暇,以之展经史,阅书画,陈鼎彝,罗肴核,施枕,何施不可”。《遵生八笺》里用藤竹所编的“欹床”,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,要适于童子抬,床上置靠背,“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”。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,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。《考盘余事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,“置于高斋,可作午睡,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”。《遵生八笺》中的“二宜床”就更不一般了,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,而且“四时插花,人作花伴,清芬满床,卧之神爽意快”。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。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。《长物志》说:“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,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,以作琴台,取其中空发响……坐用胡床,两手更便运动……。”《格古要论》的“琴桌,桌面用郭公砖最佳……尝见郭公转灰白色,中空,面上有象眼花纹…….此砖架琴抚之,有清声泠泠可爱”。
    以上可见,这些文人雅士,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,对于家具的品种,行制,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,都作了深入的研究,无怪乎!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。
    三、  文人诗画墨宝与家具的结合
明代以前的家具,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(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、祭器除外),而到了明代,家具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,更增强了观赏价值。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、线条、用材、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,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。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,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。这些文人的书画与家具的合作,增强了家具的观赏水平,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。可以说,历来都“重文轻技”的文化史,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。
由于历史的、科技水平的种种原因,现在能留存的实物是较少的。但从文献资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踪迹,在《清仪阁杂咏》中就记载了两件家具,一件是“天籁阁书案”,乃是项元汴的家藏,上项氏两方印。原文是:“天籁阁书案,高二尺二寸三分,纵一尺九寸,横两尺八寸六分,文木为心,梨木为边,右二印曰项,曰墨林山人,左一印曰项元汴字子京。” 项元汴是明代的书画家,收藏家,精于鉴赏。其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,曾著有《蕉窗九录》,刊有《天籁阁帖》。
    在《清仪阁杂咏》中还记载了一把椅子,原文是“周公瑕坐具,紫檀木,通高三尺二寸,纵一尺三寸,横一尺五寸八分,倚板镌:无事此静坐,一日如两日,若活七十年,便是百四十。戊辰冬日周天球书。印二,一曰周公暇氏,一曰止园居士。”周天球也是明代的大书法家,善写兰草,尤善大小篆古隶行楷,一时丰碑大皆出其手。这样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挥毫抒怀,可见他对这把椅子是何等钟爱,也可知这把椅子的价值,早已不止是一把坐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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